12月16日，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同济大学举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曹嘉明、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仲继寿，我校常务副校长伍江、中科院院士郑时龄、中科院院士常青等数十名代表与会。大会选举产生了郑时龄为主任的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
伍江在致辞中说，当代中国建筑业发展迅猛，但建筑评论与之发展不相称。建筑评论如何在当今社会建筑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伍江表示，没有评论，建筑的发展就没有了定盘星、指南针和啄木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的成绩是显著的，但没有高质量的定评，好坏优劣便没有公论，建筑业的良性发展也就缺少了助推剂；因为没有建筑评论相随，中国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上也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因此，他呼呼中国需要新时代的建筑评论，讲好中国建筑故事，对世界讲好中国建筑评论的专业话语。
修龙介绍，建筑评论是建筑理论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是沟通专业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手段，在当前城镇化进程面临转型、全球化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成立一个与时代要求和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迫在眉睫。他说，全国各学术团体提交申请报告者众多，我们经过慎重选择，认为同济大学更具优势。同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建筑评论”就率先进入课堂，郑时龄院士在3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运用建筑本体论等方法，撰写了《建筑理性论》，构建了“建筑评论”体系；出版了《建筑批评学》，提出了一整套建筑评论的方法。现在，同济已经形成以郑时龄为第一代，王骏阳、支文军为第二代，李翔宁等为第三代的建筑评论学术队伍，建立了包括《时代建筑》《建筑遗产》等在内的评论阵地。
经过大会选举，郑时龄院士当选为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翔宁、刘克成等当选为副主任委员，李翔宁当选为秘书长。
会上，我校学者王骏阳作了题为“建筑批评与批评的文化”演讲。他指出，弗兰姆普敦的《建构文化研究》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是普遍的，其“建筑自主性，尽管关注结构，但建构形式并不热衷于建成主义或解构主义”。弗拉姆普敦对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代表人物进行了颇为深入的个案研究，其建构迷思与弱建构、非建构、反建构的设计成为了19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诗意建造”。王骏阳说，罗伯特•文丘里为维娜•文丘里设计的这栋小住宅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建筑。它的影响巨大，不仅导致了过去30年来的乡土和古典复兴，而且是同时期的抽象理论建筑。它自身也很伟大，其伟大之处在于形式的原型秩序。
我校学者支文军作了题为“专业媒体对于当代建筑批评的作用”演讲。他说，建筑期刊汇集了设计作品和建筑批评，构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行为，整合了一系列单独、分离的思想活动，扩大了编辑和作者的学术话语权，增强了他们在行业和社会中的变革力量。他说，20世纪，许多西方建筑师和评论家都曾参与建筑期刊的出版，比如，勒•柯布西耶以《新精神》杂志为平台，大力宣传新建筑运动；密斯•凡•德罗参与创办了设计杂志《G》（G：Material zurElementarenGestaltung），提倡先锋派美学；彼得•艾森曼和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等人创立了《反对派》（Oppositions）杂志，倡导批评性写作和反思。由于期刊的媒介特性——纪实性、新闻性、定时性，建筑期刊成为研究不断变化的理论思辨和历史叙述如何与日常建筑实践和建筑职业相互动的最好的话语场所之一。
支文军认为，建筑期刊是建筑批评发生的组织者，连接主体、媒介、客体。20世纪80年代，《建筑学报》复刊、《建筑师》《世界建筑》《新建筑》《时代建筑》等约16种建筑期刊集中创办，并大量登载建筑评论类文章，为解放建筑思想、繁荣建筑创作、讨论建筑核心话题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几代建筑评论人都与专业期刊具有密切关联，同济罗小未教授第一次对建筑批评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学理化讨论，这也是建筑批评理论化的第一次尝试，文章发表在《建筑学报》1987年第11期上；郑时龄的《建筑批评学》（中国第一本建筑批评学术著作）中的部分文章也是先见于期刊上。作为一个多元的思辨场所，《时代建筑》自创刊以来，积极传播和激发人们对建筑学科及环境的批判性思考。
会上，丁沃沃、张宇星、张利、李晓峰等学者还就当代中国城市建筑评论、建筑评论的理论与实践发表演讲。
